国博、上博牵手，盂克双鼎重聚上海滩

中国工艺美术交流中心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馆际合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海博物馆将于6月18日举办“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展出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的有铭青铜鼎21件。届时，由潘氏家族捐赠的大盂鼎、大克鼎将重聚上博。

其中，潘氏家族捐赠的大盂鼎、大克鼎将重聚上博。大克鼎、大盂鼎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合称“海内三宝”，是迄今为止有铭青铜鼎中最大的两件，于十九世纪先后出土于陕西眉县、扶风地区，后为潘家珍藏，历经战乱，世代守护。新中国成立后，潘达于女士代表家族将此双鼎无偿捐献给国家，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大盂鼎应征北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此盂克双鼎，镇守南北，见证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大克鼎

大盂鼎

据悉，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整器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质朴简洁，有别于商代晚期以来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了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大克鼎铭文拓片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大克鼎等珍宝费尽全力，特别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大克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的是始终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于女士决定无偿捐赠大克鼎和另一件国宝大盂鼎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克鼎从此成为了上博最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

大盂鼎铭文拓片

2004年2月，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曾举办大盂鼎和大克鼎的联合展出，以纪念两尊大鼎曾经的主人，捐赠人潘达于女士的100岁寿辰。此次，盂克双鼎重聚沪上，与范季融、胡盈莹夫妇捐赠的秦公鼎，孙煜峰先生捐赠的刘鼎，李荫轩、邱辉夫妇捐赠的宁女父丁鼎，沈同樾女士捐赠的父庚祖辛鼎等另19件青铜鼎共同演绎展览，以献礼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感恩并弘扬捐赠者的爱党爱国情怀，激发博物馆合作的文化传承力量。

潘达于和大盂鼎、大克鼎

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陈成军、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等出席并发言，会上介绍了即将在上博举办的“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并就两馆今年即将开展的展览、学术研究和文创合作领域进行了展望。

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陈成军

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陈成军表示，此次国博上博互借大盂鼎、大克鼎，并以两件国之重器为核心，在建党百年各自策划主题展览，是博物馆人奉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华诞的一份深情礼赞，也是“不求所藏、但求所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理念的重要实践。相信两馆交流与合作必将进一步使文物活起来，推动中国文博事业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在发言中表示：“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堪称中国文物天地最壮美、最瑰丽的诗篇之一，从文物的前世今生来看，它们的前世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那种灿烂辉煌，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在青铜艺术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从晚清以来，收藏家的藏宝和护宝行为中，我们看到了收藏家发自内心的最深挚的爱国情怀，还有对文化传承的那种热忱，那种力量。……这种捐赠行为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各界爱党爱国，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建设新中国的一种情怀，因此我们选了2021年七一建党百年之际来办这样一个献礼展览。”

发布会现场大盂鼎

为配合“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的举办，上海博物馆将于2021年7月中旬在上海举办“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届时将邀请数十位国内学者围绕商周考古新发现、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古代文明研究展开研讨。同时，上海博物馆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推出一系列合作推广活动，包括深度报道、展览直播、文物讲解短视频等，从多角度阐释中国古代艺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华夏中国，鼎立世界文明数千年，创造出灿烂的青铜文化艺术。古代社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大鼎历来为国之重器，社稷象征；有铭文者，更用以称扬先祖之美，明示后世之用。

大盂鼎的身世与变迁

大盂鼎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990年），出土于清道光初年岐山县京当乡礼村的西沟岸。鼎高101.9、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是迄今出土的西周形制最大的青铜器。鼎的造型庄严雄浑、纹饰精美简朴。器内腹壁铸有长篇铭文19行、291字，记载周康王册封贵族盂的命令，讲述殷因纵酒而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在掌管军事、统治民众时要如其祖父一样尽忠尽职，其中记录了西周社会制度的祭祀、仪仗、车马、奴隶等许多内容，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大盂鼎

■ 西周

■ 通高101.9cm，口径77.8cm，重153.5kg

■1951年潘达于女士捐赠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盂鼎立耳，折沿，垂腹，三蹄足。口沿下饰6组饕餮纹，“几”形角，身、爪与首分离，中有扉棱；蹄足上部饰卷角饕餮纹，有扉棱。高101.9、口径77.8厘米，重 153.5千克。铭文铸于器内壁，共十九行291字（含合文5）。铜鼎一般用来煮牲肉以供祭祀和其他礼仪活动。盂鼎这类大型铜鼎所煮应为大型牲体。

盂鼎因作器者为盂而得名。盂是周王朝重臣，出身南宫氏，为开国元勋南公（南宫适[括]）之孙。盂鼎是盂为南公所作器，因此曾被称作“南公鼎”。盂鼎又称大盂鼎，是为了与另一件盂所作鼎（“小盂鼎”）做区分。这件鼎与盂鼎同出，后归另一位岐山知县李文翰（安徽宣城人），经太平天国运动，已失传，只留下一个不清晰但却十分重要的拓本；其铭文字数（近400字）多于盂鼎，但字体较小，故被称作“小盂鼎”，盂鼎相应被称作“大盂鼎”。但论体量，“小盂鼎”则未必小于盂鼎。著名金石学家陈介褀即以为“小盂鼎”形体大于盂鼎，反而称其为“大盂鼎”。著名学者杨树达曾根据两鼎现存铭文完残情况，称盂鼎为“全盂鼎”，“小盂鼎”为“残盂鼎”。这一名称并未流行。

大盂鼎出土后，被当地豪绅宋金鉴所得，后为爱好青铜器的岐山县令周庚盛所夺。道光十三年（1850年），宋金鉴去京赶考，得中翰林，有钱有势后便拿出3000两银子把大盂鼎重新赎买回来。同治年间，宋氏家道衰微，后代宋允寿以700两白银出让给左宗棠的军事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爱文物，将此鼎孝敬。数年后，湖北总兵樊燮告发左宗棠居功自傲，图谋不轨，朝廷信以为真，欲召左进京对质问罪。当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上疏辩解，左才得以幸免。左宗棠知潘祖荫喜收藏，集金石甚丰，为报救命之恩，便以心爱之物大盂鼎相赠。后来，大盂鼎一直由潘祖荫珍藏。

大克鼎的身世与变迁

大克鼎为周孝王时铸造，距今2800余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土于扶风县法门寺乡任村。鼎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径75.6厘米，是西周青铜器中第二大器，仅次于大盂鼎。大克鼎口部微收，腹略鼓，方唇宽沿，大立耳，足呈蹄状。颈饰三组变形兽面纹，间隔以六道棱脊，腹部环带纹，足饰王卢浮雕兽面纹，出色地综合了当时图案与雕塑艺术的成就。鼎腹内壁铸有铭文28行、290字，字体畅达，笔划圆润。

大克鼎

大克鼎是大贵族膳夫克用于祭祀他的祖父师华父的重器，在分为两面的铭文中，克歌颂祖父帮助周王室的功绩，自己得祖父余荫，被周孝王任命为大臣；还记载着克受到服饰、田地和奴隶赏赐的情况。铭文反映了西周奴隶制社会由盛而衰的历史，是研究西周社会的重要史料。

大克鼎出土后的第一个主人是潘祖荫的门长、天津的柯劭 ,后来柯转让给潘，潘祖荫同时拥有举世双绝，爱不释手，特辟一室“攀古楼”专藏，并镌刻印章曰“宝藏第一”。此后，慕名前来的求访者纷至沓来，心存觊觎者亦大有人在，但潘祖荫始终不为任何威胁利诱所动，声称“我这宝鼎只传后代”。

与大克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几件小克鼎，分别为金石学家吴大贗，直隶总督端方等人所得，目前有四件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南京大学。另三件藏于日本。

■ 西周

■ 通高93.1cm，口径75.6cm，重201.5kg

■1951年潘达于女士捐赠

■ 上海博物馆藏

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整器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质朴简洁，有别于商代晚期以来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潘氏后代为国护宝

潘祖荫病故后，其弟潘祖年将两鼎用船从北京运回故乡苏州，作为传家之宝，秘不示人。清末，端方在苏州为官，曾千方百计欲得两鼎未逞。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端方被杀，潘家才松了口气。

潘祖荫像

二十世纪20年代，一个美国人专程来苏州，出价黄金600两或楼房一幢换两鼎，潘家断然拒绝。抗战前夕，对两鼎垂涎三尺的国民党一大员特地在苏州建造一幢大楼，企图以办展览为名，达到长期占据两鼎的目的，被潘家识破而婉言相拒。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沦陷，两鼎命运危如累卵，此时潘祖年已病逝，潘家均属妇孺。危急之时，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和侄孙潘永厚、潘景郑等商定将两鼎深埋地下。几经选择，最后决定埋于家中第二进中间大室，此室久无人住，积尘满室，不会引人注意，遂在室中掘出一个深五六尺的长方形大坑，把这两件出土近百年的珍贵文物重新埋入地下。为确保两鼎不受损坏，他们还请了两个木匠做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箱盛放，在鼎内塞入破絮，鼎的四周又杂放较小的文物数十件，上面覆盖泥土，地面仍铺方砖，不露丝毫痕迹，经过两昼夜的紧张工作才完成。参与人中仅两个木匠和一个看门人是外人，均被叮嘱严守机密。潘氏全家避难到上海后，日军司令松井曾带兵多次去潘宅搜查，有一天竟搜7次之多，挖地三尺亦无所见，只得作罢。

抗战期间，潘家看门人曾掘盗若干小器，卖给古董贩子洪老七。两大鼎可能太重，难以搬动，且目标太大，故得以幸免。

解放初期潘家捐献国宝

解放后，潘氏家族看到党和政府重视文物保护，认识到唯有人民政府才能使两鼎得以长期妥善保存，于是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在1951年7月6日主动写信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信中说，国家的文物不应再予收藏，而应公诸人民，由于上海即将建立博物馆，愿将家藏六十年的两鼎献给国家，以供广大人民欣赏研究。

上海市文管会接信后即呈报华东文化部，转请中央文化部给予褒奖，并由文管会派人前往苏州洽运。7月26日，由潘达于之女潘永华陪同去苏州，揭去伪装，掀起方砖，两鼎安然无恙地重现天日，并运回上海。

为了表彰潘达于的义举，华东文化部特于10月9日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由华东文化部文物处长唐主持授奖。由中央文化部沈雁冰部长签发的褒奖状上书：“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燹，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