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I News | 布莱恩•克拉克：艺术即祷告

Brian Clarke, Vesper 453, 2020.

2021年8月5日至9月10日，HENI和富艺斯（Phillips）联手推出的布莱恩·克拉克（Brian Clarke）水彩画展“晚祷”（Vespers）正在伦敦富艺斯艺术空间展出。“晚祷”全系列将从9月1日英国夏令时上午10点（中国时间下午5点）起，在HENI Leviathan平台上限时发售。（点击文章末尾阅读原文跳转链接）

值此之际，富艺斯全球主席夏安·韦斯特法尔（Cheyenne Westphal）就该系列新作对艺术家布莱恩·克拉克进行了专访。

布莱恩•克拉克：艺术即祷告

Courtesy of HENI and Phillips.

夏安：让我们从你的艺术旅程谈起。你使用的材料非常多元，包括彩色玻璃和拼贴画。能聊聊你是如何发展到现阶段的吗？

布莱恩：从1970年代开始，西方艺术界就有一个传统，即艺术家只专注于一个主题。那种对单一主题的不懈钻研的确发展出了一些非凡的东西，但我属于另一种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我曾经为此感到尴尬，并认为我在风格上的跳跃、作为新建构主义者的15年生涯和对抽象的解析都是不够扎实的。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一个艺术家可以用来表达自我的材料是无穷无尽的，把自己限制在一个材质中的想法才显得荒谬。于是，我开始对标毕加索（Picasso）和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他们都为了表达一生中出现的众多想法而在不同的想法之间跳跃、转换。正如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所说的那样，你必须要偶尔调整，才能证明你是有想法的。

我的童年比较奇特。在我12岁那年，人们注意到我对视觉艺术有某种天赋或极大的兴趣。在我父母的许可下，我从常规的学校退学，来到奥尔德姆艺术学校就读。它是分布在英格兰的几所由拉斯金（Ruskin）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所奠基的传统艺术院校之一。在那里，工人阶级的孩子不是下煤矿或进入棉纺厂，而是接受视觉艺术培训。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棒了，因为我无法想象自己做其他任何事情。在城市、办公室、工厂、银行工作，或是作为一名士兵，这些想法都让我感到恐惧。

Brian Clarke, Vesper 409, 2019.

夏安：你把自己和花朵之间的关系称为是一种“不为人知的浪漫“。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布莱恩：当我15岁，在北德文郡的一所艺术学校里就读时，发生了一件非常简单，但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的小事。我正从住处往山下走，突然注意到开在小路中间的野报春花，我以前从未见过野花。我的意思是，我在花店、别人家里和墓地看到过鲜花，比如每周日我都会和我阿姨一起去看望去世的爷爷。而这些黄色野花如此美丽、轻柔，盛开在德文郡草地那近乎粗野的绿色之中。这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让我热泪盈眶。因此，从小时候起，花朵就在我的艺术精神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当我在创作视觉性题材时，不管是大型建筑项目，还是完全抽象的作品，花朵都会一直出现在我的思考过程中。

我对罂粟花有着特别美好的记忆。70年代末、80年代初和90年代，我和琳达·麦卡特尼（Linda McCartney）关系很好。在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居住的萨塞克斯郊外有一家名为詹森（Jensen’s）的卖罂粟籽的小店。我们过去总是会买一些，然后在开车回家的途中打开窗户，往外播撒种子。仅仅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小动作，几个月后你就能在鲜花盛开的郊外开车了。

夏安：你曾把花朵和玻璃的性质进行对比——可以展开聊聊吗？

布莱恩：罂粟花是最脆弱且娇嫩的花，它们的花瓣薄到可以透光。和大部分花朵不同的是，光线不会落在它们身上然后反射出去，而是会直接穿透花瓣。在我看来，这就很像彩色玻璃了。2019年，当我开始在塞维利亚创作”晚祷“系列时，我有意识地在追求罂粟花的透明感，希望通过晕染开的水彩颜料来让光线穿透过色彩，从白纸上反射回来。

我经常会因为制作彩色玻璃而被合作的艺术品经销商——不是全部，而是其中一些——责怪说这一举动会令人们感到疑惑。我们要如何销售它？我们该如何展示它？当然，作为一名艺术家，如果有人告诉你不能做某事，你开始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更多。我称它们为“晚祷”，一种祷告仪式。我不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我的确觉得，通过深情、热情和感同身受地为他人考虑，你能为世界增添一些美好的东西。在我看来，每一幅作品都是一句祈祷。当我在创作它们的时候，我想的并非是它们会被展出，而是希望它们能够传达爱意。我平时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当我在创作时，我就成了这样的人。我喜欢表达。

Brian Clarke, Vesper 447, 2020.

夏安：纹章学的主题和传统是如何影响这个系列的呢？

布莱恩：我来自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工人阶级的工业城市。在我受训的这个古怪的艺术系统中，我们学习了写实绘画、人体写生、混合颜料、透视和纹章学。我想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抽象艺术的真正含义。显然，即使它们不是具象的，你也可以创造出一系列的旗语或信号来传达非常特殊而具体的信息。许多中世纪早期——如11、12、13世纪的彩色玻璃本质上都是纹章。

有一个仍在流传的古老说法把彩色玻璃称为穷人的圣经，说它是将福音书传播给农民的方式。虽然我不是社会历史学家，但据我所知，12世纪的农民并没有双筒望远镜。人们是很难看清30米高处所描绘的故事的。你所能感知到的就是色彩的抽象，没有什么媒介能比满是纹章的彩色玻璃花窗更能传达抽象色彩的力量了。因此，我总觉得纹章是一种令人陶醉的抽象，它不仅仅是颜色和象征，还几乎是一把梯子，让人可以通过攀爬接触到另一种世俗体验。

夏安：你曾聊到过，在创作的过程中，能够意识到有哪些是可以保留、哪些是需要舍弃的意外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在这个项目中，有这样的意外吗？

布莱恩：大多数艺术家都会有一种建筑直觉。当他们构图时，他们会为了传达信息而给自己建构出一个能够深挖或调整的结构。但他们必须保持敏感的地方在于，大自然也许会把自己置身于作品中并创造意外。如果出现飞溅、滴落或是因意料之外的色彩组合产生的另一种颜色，你还是要追随这些意外。如果你追随它们，就很少会出错。

最近几天，我一直在阿西西（Assisi）看乔托（Giotto）的画。你可以注意到在其创作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意外事件，但他有迎难而上的才华——他不仅珍视这些挑战，还拥抱它们的发生。在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中，允许意外的干扰则几乎成了现代性的标志。毕加索曾谈到过成为排水管；那是他处于最佳状态的真正时刻，他不再有对自我、地点或时间的意识。意外可能不是一个恰当的词，我虽然这么说，但这个现象可能不完全是这个词的意思。只有当艺术家和世间万物融为一体时，才有可能出现真正伟大的艺术。艺术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就像晚祷一样，它是一种对低调、私密而谨慎地将正面讯息传递给他人的深深渴望。

Brian Clarke, Vesper 453 (detail), 2020.

夏安：在疫情中，你一直在持续这个项目，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你想加入哪些新元素？

布莱恩：许多作品都包含了拼贴成罂粟花的口罩。疫情初期，口罩的制作还是比较粗劣的，不是斯特拉·麦卡特尼（Stella McCartney）或其他人设计的那种优雅、轻便、时尚的东西。它们的设计实际上看起来很像花朵——它们的存在是因为它们必须存在，它们需要存在。回想起来，它成为了人类共同历史中一项十分真实的记录。在一些作品中，你会看到较具威胁性的黑暗物质，我不太确定这是什么，它们看起来有点像蝴蝶，但它们是黑色的，也许代表的是流行病。

我认识许多因冠状病毒而丧生的人。和其他人一样，我为我爱的人和我不认识的人担心，对人类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怜悯之情。许多作品还用到了剪报——我想这是因为我在波普艺术的环境中长大，所以在我看来，把新闻报纸融入图像中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它们的出现并非是因为我想发表对流行病的观点，而是因为在流行病发生之时，它们有存在的必要。

夏安：你在看到富艺斯展厅中的“晚祷”时，对该系列作品的印象如何？

布莱恩：我喜欢这种皇家学院式的悬挂方式，每件作品都紧挨着。它不仅消除了作品中过于珍贵的体验感，还给予它一种与自然更为和谐的统一感。我还以为自己走进了一片草地。

布莱恩·克拉克：晚祷

© 2021 Phillips Auctioneers, LLC

夏安：能和我们分享你接下来的打算吗？你正在进行什么项目，未来有什么计划？

布莱恩：目前，我想把我在水仙花系列中所作的研究，和“晚祷”系列转化成场域性公共艺术。我是工人阶级的艺术家，我认为我是在为人民创作艺术。我想在火车站、公交车站或医院看到这些作品。但相较于给大猩猩涂口红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我更希望能用彩色玻璃、马赛克或陶艺的形式来表现它们，让它们成为人居环境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那些人们需要鼓励、安慰或接触艺术的地方。

在我的艺术生涯中，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受到与马蒂斯（Matisse）的紧密联系——不是指马蒂斯创作的作品，而是说他创作的方式。我认为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接近马蒂斯终其一生想要表达的非凡愿望——与列奥纳多（Leonardo）不同——这是一种分享的愿望。

艺术家 | 布莱恩·克拉克

Artist | Brian Clarke

1953年，布莱恩·克拉克出生于英国兰开夏郡奥尔德姆（Oldham）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2岁那年，他在获得艺术和工艺奖学金后成为了一名全日制的艺术学生，这为他后来在艺术和建筑领域的跨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青少年时期和二十几岁时，克拉克所接受的建筑类委托项目多来自于北英格兰地区的教堂。但同时，他又被朋克运动所影响。在1970年代末，克拉克因其在融合建筑与艺术方面的建树和在当代、非宗教场域对彩色玻璃的运用而成为国际知名的艺术家。他对整体艺术（total art）的追求逐渐发展为文艺复兴式的多媒介创作——从绘画、雕塑、陶艺、马赛克、挂毯、珠宝和家具到舞台布景。克拉克曾与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矶崎新（ArataIsozaki）、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I. M. Pei（贝聿铭）和未来系统（Future Systems）等国际顶尖建筑大师合作，在世界各地完成了上百个艺术项目。

克拉克的作品在全球顶尖的画廊和机构中展出，包括海牙美术馆（Kunstmuseum Den Haag）、罗伯特·弗雷泽画廊（Robert Fraser Gallery）、高古轩（Gagosian）、佩斯画廊（Pace Gallery）、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达姆施塔特黑森州立博物馆（Hessisches Landesmuseum, Darmstadt）、纽约康宁玻璃博物馆（Corning Museum of Glass,New York）和罗蒙花窗玻璃与玻璃艺术博物馆（Vitromusée Romont）。他的作品也被许多机构和个人收藏，包括泰特美术馆（Tate）、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美术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塞松现代艺术博物馆（Sezon Museum of Modern Art）和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Bavarian State Painting Collections）。克拉克在伦敦生活、工作。

夏安·韦斯特法尔于2017年加入富艺斯拍卖行，出任主席一职，致力于建立公司品牌和在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市场的地位。

在韦斯特法尔女士的领导下，富艺斯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并创下了许多纪录，包括彼得·多伊格（Peter Doig）的《玫瑰谷》（Rosedale，2880万美元）、马克·布拉德福德（Mark Bradford）的《仓促忙乱》（Helter Skelter I，1190万美元）和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的《下午五点》（At Five in the Afternoon，1260万美元）、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沉睡者》 (La Dormeuse，5700万美元)、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的《灵活》(Flexible，4530万美元)、Martin Kippenberger（马丁·基彭伯格）的《无题（来自美杜莎系列）》[Ohne Titel (aus der Serie Das Floß der Medusa)，1100万美元]和格哈德·里希特的《喷气式战斗机》（Dϋsenjäger，2000万美元)。

加盟富艺斯之前，韦斯特法尔女士曾于苏富比（Sotheby’s）拍卖行任职多年，是其全球当代艺术部主管。她统筹过许多举足轻重的拍卖，为多位艺术家创下世界拍卖纪录，包括格哈德·里希特、希格玛·波尔克（Sigmar Polke）、皮耶罗·曼佐尼（Piero Manzoni）、阿尔贝托·布尔克里（Alberto Burri）等。她在2002年成为董事会主席，2006年成为当代艺术部主席，2014年成为全球当代艺术部主管。

除了在富艺斯的工作之外，韦斯特法尔女士也是白教堂美术馆董事会（Whitechapel Galleries Ventures Board）成员，以及女性艺术协会（The  Associationfor Women in the Arts）会员。